2022年中国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协作推进会“毕节行动”

两者并不必卷于一起而同其命运。

有的学者从中国哲学的内涵来认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文革期间，孔子被同林彪绑定在一起，遭到了极大的批判和诬蔑。

(1)29尽管作者一再强调王阳明哲学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不能完全画等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在方法上毫无疑问借助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经过近些年的讨论，大家在中国哲学的自主性方面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中国哲学的自主性。冯友兰在1980年为此书写的自序中说: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再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6(3)参见赵修义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65因此，除了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外，还需要对中国哲学进行当代的建构。

他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1)42。每一个圆圈都是这一发展的一个环节。《说卦》里有坎为盗之说，坎为盗、为寇，不走正道是最大的蒙，教育就在于根除人们为盗、为寇的妄心，所以，蒙卦之终，强调的依然是利御寇，以击蒙而阻止各种为非作歹。

正是在恐惧的纠缠式提问中，求者告者皆烦渎。……此在能够在存在者自在的存在中解蔽存在者并解放它们(45)。如果此在的角色和范畴内在地以一种非人化的方式建构起来，闲谈、好奇、模棱两可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无疑就是一种蒙的沉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

而在此在自以为可以炫智的地方，往往可笑地陷于有知的无知之智。作者简介：梅珍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因而，九二的包蒙，涵盖了因有能力对于弱者施以恩惠的包容，以及出于尊重的包容。二以刚中之德在下，为君所信向，当以道自守。二是此在当行而未行的未有所之的瞻前顾后，这是不自信所带来的蒙昧状态。其实，何止四阴处蒙？如果从爻位来审视，除了六四当位之外，其余五爻都不当位，不当位则为错位，正是蒙昧所致。

此在面对卜筮者心诚则灵。要探讨存在的意义，就必须探讨此在的意义。此在从主观意愿出发，以客观世界顺从个体中心主义的自我心意，这种心态正是蒙昧的一种表现。(17)因而，在蒙卦所呈现的空间境遇里，此在本身的空间性致使凡此在都带有蒙的特质。

这样，我们理解《彖传》的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就可以从此在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双重规定中来把握。渎蒙更多地表现为求筮者对未来显现并非其所预期时的去蔽心怀恐惧。

此在就是此时此在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或人的亲自存在。上九何以不利为寇，利御寇？坎为盗，它所遇到的艮为山，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以棍棒伺候寇，利御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三国时的虞翻就是秉持九二之阳为金，以二、三、四爻形成震卦为夫之象。由此在之敬所抽象的原则不仅为占筮者所希求，也不仅仅存续于童蒙与启蒙之师的共同筹划之中，更存续于人君与贤者的共在结构当中。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六五能够且愿意与九二共在，造就一个理想的生存场域，就在于居高位者不任蒙而任明，经由他者之明，此在坚决地筹划着自身，并承担起他个人和社会的命运(43)。(46)程颐看到君子观象，以智与德的培育引导童蒙，但启蒙的任务既不是为了单方面的崇智而废德，也不是扬善而弃智。时中既会在人生某个阶段遭遇，也会消失，它的短暂性既揭示个体的自我本性，又可能使个体丧失或者获得一个新的能够被自己接纳的本质。

当然，今天可以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不逊，但除非天赋异禀，对于童蒙来说，应该还不具备质疑师者的资格与条件的。非是二求于五，盖五之志应于二也。

六三爻的性质是阴柔，而所处的位置则为阳位，这种生存境遇明显地是居于不中不正之位。没有对于师者的崇敬，就会亵渎师者的知识与尊严。

再三诘问，既亵渎了神意，也亵渎了启示者的赤诚，反衬着童蒙的精神状态是不能诚一、不能信受(24)。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27)。

六爻共在的志应，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筹划。一个愿意摒弃蒙昧，童蒙求我，一个自带光明(九二阳爻为光、为明)，可以开启蒙者之明，两者一拍即合，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共在场域。击蒙，就是随时校正童蒙的为非作歹之心，求其放心，使其归于正道。但是，六三的见金夫依然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筹划，虽然这个‘知却不是已然揭示了某种事实，而是处身于某种生存状态可能性中，尽管它最终表现为能在的被筹划状态的残存样式(35)。

在者何须要去蒙？蒙作为此在虚假的本真状态，带着同时代人和共同文化所赋予的存在方式，即沉沦。在本卦中，五以柔顺居君位，下应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刚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41)。

个体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特定时代的政治法律与道德所规定，知晓自己行动的界限，遵从社会性的规定，是发蒙有智的自由的一种表现，但也是新的桎梏加身的根源。明刑禁与明教化既让人开蒙，也让人知畏。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寇不是外来的侵扰，恰恰是自身欲望扩张的直接表现，肆而为刚，乃为寇也。

(11)所以童蒙求我是教育之道的第一要义。或蒙于小智，以为众人昏昏，惟我独昭。如果用启蒙哲学家康德的至善观念来看待正法的内涵，那就可以把这样一种理智的理念称之为至善的理想，在这种理念中，与最高幸福结合着的道德上最完善的意志是世界上一切幸福的原因，只要这幸福与德性(作为配得幸福的)具有精确的比例(31)。在这个共在的志应场景中，此在具有双向性的特质。

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为蒙。(11)[元]陈澔：《礼记集说》，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人们往往因为愚昧，才期望一切亨通。之所以能够且有必要用存在论的视角来诠释《蒙》卦，是因为《周易》的六位时成恰恰是对于存在与时间最恰当的揭示。

畏使此在认识到它已经被抛入到世界之中——总是已经被引渡到对它非常重要而自己却不能完全选择或决定的选择和行动的处境中(28)。启蒙理性固然是以个体的筹划与计利为特征，但一切以见物、见金为目的，而不见人(不有躬)的发蒙、启蒙之智，都会造成异化、片面之人，而与真正的成就人的教育背道而驰。